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，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（清代 罗定） 同治十三年，公元1874年，广东罗定直隶州。 这一年，一个叫做杜凤治的浙江人来到此地担任知州。 罗定在广东西部，这个地方是典型的山高皇帝远，而且民风彪悍，宗族势力更是盘根错节。 可以说，罗定是清代治理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，而且杜凤治到任的时候，这里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，社会秩序都还没有完全恢复。 我们都知道，杜凤治还有个习惯，那就是他喜欢写日记，而且写的非常详细，事无巨细，什么东西都往日记里写，所以日记里不仅有公务，还有私生活，从审理案子到他个人的交际，他全都写了下来，他写了十来年日记，洋洋洒洒几百万字，而这些日记，到现在则成为了研究晚清社会的珍贵材料。 我们的故事，就要从他日记里记载的一个案子开始说起。 罗定有一个读书人，叫陈贤书，某天到衙门告状，他告什么呢？告邻居梁矣六火等人“恃强轮奸其女”，就是他这几个邻居，把自己的女儿给轮奸了。 轮奸，在清代法律中，是非常严重的罪过。 《大清律例》规定，一般的强奸就要判处绞监候，而轮奸良家妇女，首犯要判处斩立决，从犯也要绞监候，如果犯罪行为导致了妇女自尽，处罚还要更加严重。 不过前脚陈贤书告状，后脚梁家这边也告状了，梁矣六火的伯母，叫梁袁氏，她告陈贤书的侄子，陈木成和陈金水，诱拐了梁矣六火的妻子梁陈氏。 这诱拐妇人，也不是小罪，《大清律例》也有规定，以计谋诱取，略卖良人为奴婢，要杖一百，流放三千里，视情节严重，最高也可以判处绞监候。 可以说，这两家是各告各的，都要把对方往死里整。 杜凤治呢，先审理的是梁家的案子，他叫来梁家的妇女梁陈氏问话。 梁陈氏，当年十六岁，自幼就是梁家的童养媳，她供称自己是因为被丈夫梁矣六火责打，邻居陈贤书的妾室蔡氏于心不忍，于是蔡氏就让自己的侄子陈木成，陈金水把梁陈氏偷偷带走，安置在了另外一个朋友辛木安的家中，梁陈氏在辛木安家中一待就是四个月，四个月后，梁家才把梁陈氏给寻回来。 （《大清律例》的一页） 不过梁陈氏明确说，在这期间，没有人奸淫过她，她也没有遭受过任何的迫害。 杜凤治听完，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判断，他后来在日记里写了两句话，很能说明他的态度，第一句是： 拐卖之迹未露，拐卖之情实真。 意思是，虽然还没有找到陈家拐卖人口的直接证据，但把一个十六岁的已婚女子偷偷带走，还送到陌生男人家中待了四个月，这已经涉嫌诱拐了。 另外一句是关于轮奸案的，杜凤治认为陈贤书的状告“毫无凭证”，因为“所有情节仅出陈贤书一人之口”，杜凤治怀疑，这可能是陈家诱拐了梁陈氏之后，为了自保，也为了反击，才把自己女儿被轮奸的事情捏造出来，用以控告。 从证据角度出发，杜凤治的判断不无道理，因为清代法律对强奸罪的证明要求很严格，必须要查明“强暴之状”，要查明“妇人不能挣脱之情”，还要有知情见闻，身体损伤，衣服毁裂等，仅凭陈贤书一个人的口供，杜凤治很难支持陈贤书。 所以杜凤治做了两个处理，第一，他对陈木成，陈金水进行了“薄责”，就是打了几板子，训诫一番，而并没有按照严重的诱拐人口定罪，也没有立案，第二，他要求陈贤书把女儿和妾室蔡氏都送交衙门，自己要再次审讯。 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正好是晚稻收割季节，陈家的一些人，梁家的一些人，都因为这个案子被羁押在案，都在衙门里关着，陈贤书说可以把女儿和妾室送到衙门，但需要时间，杜凤治认为不能再等，如果把涉案人等继续这么关着，就会耽误秋收，于是他把所有人都放回家，让他们去参加秋收劳动，等到陈贤书的女儿和妾室到案再重新审理。 这个决定，从制度上来看，是符合农忙停讼的惯例的，清代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，农业生产是地方治理的核心要务，农忙时节，你关着这么多人，必然会耽误农业生产，生产一耽误，还会影响税收，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饥荒和社会动荡。 所以杜凤治的这个决定，符合当时地方治理的实际需要，但他可能没想到，他这一放，引发了不可预计的糟糕后果。 梁袁氏，梁矣六火，梁陈氏回到家后，当晚，梁陈氏就自尽了。 这个十六岁的女孩，服下了在当地很容易就获得的断肠草，也就是钩吻。 （钩吻） 钩吻全株剧毒，而且不存在任何的安全用量。 杜凤治后来在日记里记录了他对梁陈氏自尽的看法，他认为，梁家为了寻找被诱拐的梁陈氏，之后又和陈家打官司，已经花了不少钱，甚至将房子和田地都卖了，换言之，这桩案子已经把本就贫困的梁家逼到了接近破产的地步。 想来，梁袁氏，梁矣六火回家之后一定抱怨，训斥梁陈氏给家里找来祸事，损失财产，加上被诱拐一事传的沸沸扬扬，梁陈氏名节不存，这才寻了短见。 当然，这只是杜凤治的推测，而不是确定的事实。 唯一可以从史料中确定的是，梁陈氏情急智短，自尽而死。 那为什么说是自尽，而不怀疑是他杀呢？人既死了，就该验尸，为什么不验尸呢？ 因为梁陈氏自小就是童养媳，她娘家已经没有任何亲人，丈夫梁矣六火和梁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