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作义放走5位不愿起义将领，时隔三十年，四人赴台一人回大陆终老

1949年1月22日，北平城的早晨冷得刺骨。东单机场的跑道前两天才被炮火炸出几道沟壑，工兵连夜抢修，勉强能供运输机起降。傅作义站在跑道边，身上那件黄呢大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他身后跟着五个人，都穿着国军将官制服，肩章上的星徽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暗淡的光泽。没有人说话。跑道尽头停着一架C-47运输机，螺旋桨已经转起来了，卷起的风把地上的碎石子吹得四散。 李文是第一个开始迈步行动的。他行走的速度很急，脚上穿着的皮鞋踩踏在碎石子上面，发出了咯吱咯吱这样的声响，好像是要把某些东西给踩碎在脚底下。石觉跟在李文的后面，走了几步之后，忽然转过头去看了一眼，他的嘴唇紧紧地抿着，然后快速地把头部转了回去。 袁朴把头低着，迈出的步子不算大，行走得很稳当。骆振韶和郑挺锋走在队伍的最后面，这两个人相互挨得非常近，他们的肩膀几乎都碰到一块去了，彼此谁都没有看对方一眼。 傅作义站立在跑道的旁边位置，一直看着那一架飞机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，然后消失在了云层的深处地方。在他身后边的副官用很小的声音进行提醒说：“总司令，当前风比较大，回去吧。”傅作义没有做出移动动作。 他又站立了一小会儿，然后伸出手整理了一下身上所穿大衣的领子，接着转过身体朝着回走的方向走去。走了几步之后，他忽然说出了一句话，说话的声音很轻柔，好像是说给自身听的。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道路。” 三种活法 三十年之后进行回望，这五个人的人生命运，就如同是五条从相同一个点出发的射线，朝着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进行延伸，再也没有了交集情况。 李文到达了南京这个地方，蒋介石和他见了面，握着他的手说他是“忠臣”。还给了他一个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这样的头衔，让他继续带领军队。可美好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。 1949年年底的时候，李文在四川邛崃那个地方被人包围了起来，陷入到没有出路的境地，就投了诚。可他投诚这件事情是虚假的，他寻找着机会逃跑了，先是到了香港，后来经过蒋介石的同意去了台湾。 到了台湾以后，蒋介石给了他一个“国防部”高参这样的闲置职务。说是高参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空的架子，连一个正式像样的办公室都不存在。有个人从台湾回到内地，说在台北的街头看到过他，他穿着旧的西装，一个人慢悠悠地行走着。 那个人讲，李文衰老得特别厉害，头发全部变成白色的了，背部也变得驼了，跟当年拍桌子时候的那个李文相比，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。1977年，他在台北这个地方因病死亡，当时七十二岁。在临终之前据说还嘴里念叨着“领袖”，可那个所谓的领袖早就把他给遗忘了。 石觉相比李文更会生活。1950年5月份，石觉带着残余的部队撤退到了台湾，后来在金门那个地方担任了防卫司令的职务，还晋升成为了陆军二级上将。 到了台湾之后，他认清了自己所处的位置。蒋介石任用他，他就去干事情；不用他，他也不会去闹事。到了晚年的时候开始信仰佛教，不再去过问政治方面的事情。1986年9月份，石觉在台湾因为生病而离开了人世，终年七十八岁，算是这五个人当中走得最有体面的一位。 袁朴也去了台湾，曾经担任过陆军副总司令的职位，后来还做了“总统府战略顾问”。1991年在台湾因病去世，终年八十七岁，是这五个人当中存活时间最久的一个。这个人当年在居仁堂会议室里面大声痛哭，嘴巴里面反反复复说的就是“我不签字，我绝对不会签字”，一个从黄埔一期出来的中将，哭得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。 到了台湾之后，他反而不再哭了。老老实实去做事情，本本分分去做人，活到了八十七岁，比其他任何人活得时间都长。 两种沉默 骆振韶和郑挺锋，这两个人的名字，如今很少有人员提及。骆振韶是黄埔六期毕业的学生，是浙江永康那个地方的人，担任第十三军军长的职务；郑挺锋是广东文昌那个地方的人，担任第九十四军军长的职务，他是郑介民的同胞弟弟。 在居仁堂所举行的会议当中，他们坐在李文以及石觉的身后位置，没有去拍打桌子，没有流出眼泪，也没有讲太多的话语。他们仅仅是安静地听取着，安静地观看着，然后安静地站起身来，跟随李文和石觉登上了飞机。 到达台湾以后，有关他们的记载数量就变得很少了。骆振韶承担了北部防守副司令官这一职位，郑挺锋的具体职务很少有人去提及。 他们没有像李文那样能够引起他人注意的“忠臣”这类标签，也没有像石觉那样不断往上升迁的军旅经历。他们就好像是那架C - 47运输机之上的两名普通乘客——搭乘上了同一趟飞机，却从来没有成为故事的主要角色。 有一些人说他们在后来的日子过得普普通通，也有一些人说他们在晚年时期的生活比较孤单寂寞。不管怎样，在那个局势动荡的年代里面，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到老年，已经是很多人所渴望却难以得到的结局。 放走他们的那个人 傅作义为何要放走这五个人呢？这个问题，几十年来大家的说法多种多样。有一些人说他仁义善良，有一些人说他聪明机灵，有一些人说他这是在两边都做打算。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，可也都不是完全正确的。 当时的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