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1年，四川昭化，一封送到法院的信，改变了王化琴的命运。此前，她因曾在军统任职，被判处死刑。行刑日期临近，她正怀着身孕，家人几乎已经认定，这个年仅37岁的女人难逃一劫。 信的分量，来自一个旧相识。写信的人叫康乃尔，曾是中共地下党员，也是王化琴年少时便认识的人。11年前，正是王化琴冒险通风报信，让他躲过了军统的一次抓捕。 王化琴1914年出生于四川昭化一个地主家庭。家庭条件不错，却没有把她养成只知享受的小姐。她自幼聪慧，求学期间尤其擅长外语。21岁时，她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，短短两年左右，便掌握了英、俄、日、法四国语言。 这份能力本可以让她走上一条安稳的学术道路。偏偏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本国内排斥中国留学生，王化琴被迫中断学业回国。国难压在每个人头上，她不愿躲在书斋里，开始寻找真正能够抗日报国的道路。 回到成都后，她与康乃尔重逢。康乃尔当时已经参加革命，并在地下从事工作。王化琴听说延安聚集着一批抗日青年，便在他的帮助下，与其他进步青年一道前往延安。 在延安，她接触到完全不同的政治氛围和组织生活。不过，她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。由于抗战形势和各方安排，她后来被调往阎锡山系统，并进入孙连仲部担任政治教官，向官兵宣传抗战，组织演出，鼓舞士气。 她还随部队经历过台儿庄战役前后的战地环境。枪炮、伤员和仓促转移，让她看见了抗战的残酷，也看见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混乱。对她而言，抗日目标并没有错，问题在于队伍内部的腐败与派系争斗，常常使前线士兵付出不必要的代价。 一次部队转移途中，王化琴与大队失散。她没有返回原路，而是一路向西，试图寻找前往延安的机会。到了西安，她和一名女兵无处落脚，偶然看到国民党“战时干部训练团”的招生告示，便抱着抗日救国的想法报了名。 她没有想到，这个训练团背后与军统有关。凭借外语能力，她很快被调往重庆军统系统，承担日语密电破译等工作。身份变了，信念却没有完全改变。她知道自己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机构，却又认为，只要能够打击日本侵略者，做些抗战工作也并非毫无意义。 有意思的是，康乃尔此时也在重庆。两人再次见面，都清楚对方的身份，却没有彼此揭发。王化琴明白，康乃尔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从事秘密工作，而是在敌我夹缝中传递情报、联络同志。 1940年，军统准备在重庆一家茶馆抓捕康乃尔。王化琴得知消息后，知道自己一旦擅自离开，同样会引起怀疑。情急之下，她咬破舌头，制造口中出血的假象，要求外出就医。 到了医院，她借口去厕所，摆脱看守，直奔茶馆。赶到时，康乃尔还在等待接头。王化琴没有多说，只低声提醒：“快走，军统马上要来了。”康乃尔立即明白，转身离开。军统人员随后赶到，茶馆内已经空无一人。 王化琴却没能脱身。她被当场发现，带回接受审问。幸运的是，负责此事的军官恰好是此前调她进军统的人。此人担心王化琴被严惩后牵出自己的责任，便设法替她说情。那一次，她以极大的风险救下康乃尔，也因此保住了性命。 抗战胜利后，王化琴离开军统，前往泸州生活。她与当地中学校长陆长明结婚，后来生下女儿。四川解放后，夫妻二人回到昭化，她凭借外语专长成为英语教师，日子一度十分平静。 平静没有维持太久。1951年，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，王化琴因军统经历被公安机关逮捕。她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工作情况，也承认曾参与破译日语密电，但没有承认自己做过伤害群众的事。法院依据当时掌握的材料判处她死刑。 王父得知消息后四处设法营救。他想到女儿曾经救过康乃尔，也想到康乃尔在地下工作时期，曾多次在王家躲避搜捕。王家不仅提供过食宿，还给过路费，帮助他和家人渡过难关。于是，王父设法联系康乃尔，请他说明情况。 康乃尔写信后，相关方面重新审查了王化琴的经历，认为她虽有军统任职事实，但罪行较轻，且曾有救助地下党员的行为，遂将死刑改为三年监管。那封信送到法院时，距离王化琴被判死刑已经不远，所谓“11年后反救一命”，由此而来。 获释后的王化琴并没有重新得到原来的家庭生活。陆长明得知她的军统身份后，选择与她解除婚姻关系，也没有前往看管场所探望。她独自面对两个孩子，生活一度十分艰难。 后来，她与农民罗顺才结婚。罗顺才没有因她的过去而轻视她，始终支持她继续教书。王化琴重新拿起熟悉的英语课本，把多年所学用于课堂。1985年3月16日，她在四川病逝，享年71岁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