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示栏前围了一圈人。 我的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，钉在名单第一行。梁俊雄，退役军人，烈士遗属，优先安置。我的名字排在第三个，单位栏填的是最偏远的乡镇。 烈士遗属。这四个字我盯了足足一分钟，脑子里翻江倒海。 同批转业的老战友杨凯把我拉到一边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俊雄他爸是县事务局局长梁宏斌。那份烈士档案，三个月前才补的。” “补的？” 杨凯没接话，拍了拍我肩膀走了，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全是欲言又止。 我在公示栏前又站了一会儿。 春末的风带着土腥味，像是要下雨。 退伍前指导员说，回地方了，遇事多忍忍，日子总会好起来。 可有些事，你越想忍，它越往你脸上撞。 骑车回家，车筐里放着给大伯买的药酒。 我妈从楼道里探出头，问我安置的事，我说还在走程序，没说太多。 她看了我一眼，也没追问，转身进了厨房，刀剁在案板上，咚咚咚响个不停。 我妈有个习惯，心里不痛快就剁饺子馅，剁得满案板都是声，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全使在刀上了。 傍晚我骑车去大伯家送药酒。 大伯家在城南一片老居民区里，红砖墙的老楼，院子不大，种了两排月季和几棵辣椒。 他无儿无女，老伴走后一直一个人过。 我妈常念叨，大伯年轻时当兵吃了苦，腿脚落下毛病，老了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，咱们不管谁管。 这些年，每周末我妈都带着我去大伯家，洗洗涮涮，做顿饭，陪他说说话。 大伯话不多，多数时候坐在旧藤椅上，看着我们忙活，偶尔说一句“够了”或者“不用”。 藤椅是他自己修的，用铁丝和布条绑了一轮又一轮，坐上去吱呀吱呀地响，他就是舍不得扔。 我到门口时，大伯正蹲在院子里给月季松土。见我来了，拿架在耳朵上的烟卷点着，吸了一口，慢悠悠地问：“安置的事，定了？” “定了。”我蹲下来帮他拔草，尽量让语气显得平静，“挺好的。” 大伯看了我一眼。就那么一眼，像是能把人看穿。 我没敢跟他对视，低头拔草，把一株开得正好的月季连根拔了都不知道。 那顿晚饭，大伯话比往常更少。 吃完饭，我洗碗，他坐在藤椅上，用收音机听戏，听的是《空城计》，诸葛亮在城楼上唱得悠然自得。 我端着洗净的碗站在厨房门口，忽然觉得，戏里的坦荡是演出来的，真正沉得住气的人，都在台下闷声过自己的日子。 那天半夜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脑子里反复闪过公示栏上那行字：烈士遗属，优先安置。 梁宏斌给儿子办了个“烈士遗属”，占了我的转业名额。 我当了十二年兵，在部队扛过枪、站过岗、抗过洪，什么苦没吃过？ 我不怕去乡镇，怕的是有人拿战友的血当垫脚石。 我翻了个身，窗外下起雨来。 雨点打在遮雨棚上，闷闷的，像有人在远处擂鼓。 我忽然想起大伯床头墙上那张发黄的照片。 几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营房前，后面是一行白底红字的标语，已经看不清了。 大伯年轻的时候，也在部队待过。 他从来没提过自己的过去。 隔了两天，我约杨凯吃饭，托他去打听梁俊雄那份“烈士档案”到底怎么回事。 杨凯办事利索，第三天就有了消息。 他约我在城外一家小面馆见面，要了两碗牛肉面。 他吃了几口，放下筷子，用纸巾擦了擦嘴，神神秘秘地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。 “你自己看看。” 照片是一份档案封面，姓名那栏涂黑了，底下盖着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公章。 杨凯说，他有个表叔在事务局档案室干了快二十年，梁俊雄这份优抚档案是今年一月份才建库的，之前没有任何原始记录。 更蹊跷的是，审批栏里的签字笔迹，跟梁宏斌日常签文件的笔迹很像，但经过的比对的级别不对。 “按政策，烈士遗属身份认定要先由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初核，县局审完再报省里终审备案。堂而皇之的审批时间，对不上。” “你是说，他爸自己批的？” 杨凯没直接回答，用筷子搅着碗里的面汤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我表叔说，底下几个乡镇站都没收到过梁俊雄的初核材料。从头到尾，这份档案就没出过局机关大院。” 我放下筷子，再也吃不下去了。 “老徐，这水比你想象得深。你手里有什么证据没有？光靠我表叔口头说的几句，你去告，人家一口咬定你诬陷，能把你脱层皮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 杨凯看了看我，叹了口气。他比我先退伍，现在在县城开了一家五金店，日子过得不宽裕，但人是真心实意为我着急。 “实在不行，你就先认了。乡镇就乡镇，先落脚再说，你跟他们硬碰硬，最后吃亏的是你。” “认不了。” 我端起桌上面汤，呼噜呼噜喝完了，站起身就走。 杨凯在背后喊了一声，我没回头。我知道他是为我好，可有些事，你让一步，别人就会往前推十步。 我妈还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。 她只知道我安置出了问题，到处帮我打听。 她那些老姐妹给她出主意，说这种事得找关系，提两盒好烟好酒去领导家坐坐。 我妈听进去了，去超市买了两盒牛奶一箱水果，找她一个远房表亲帮忙递话。 那天晚上九点多，我妈回来了。 水果和牛奶原封不动提了回来，脸上挂着笑，嘴里说“人家出差了，不凑巧下次再去”，可转身进了厨房，水龙头开得哗哗响，好久都没出来。 我站在客厅里，拎着那箱水果，心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