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万年薪砍到35万，只因为她本科不是北大！？ 南方传媒书院 陈安庆 北大硕士陈女士，本科成都理工大学，后来考上北大研究生。 求职时她面试全过，跟一家私立学校谈好40万年薪。结果对方审核档案，发现她本科“不是北大”，要求重新复试，年薪砍到35万。 她说：“我当时气炸了，就算找不到工作，也不去了。” 同一天，另一个案例同步刷屏：湖南小伙小缪，专科起点，专升本后考上东北农业大学硕士。他过了某大厂五轮面试，却在入职审核时被HR一句“你第一学历是专科”拒了。而他已经辞了旧工作。 小缪那句话最扎心：“我只是‘第一学历’不好，并不是有案底。” 一、最气人的不是“看学历”，是“谈好了再翻脸” 陈女士的简历从投递就写了本硕学历。如果真介意第一学历，筛简历时就能淘汰她。 可企业没有。走完几轮笔面试，谈好薪资，让她推掉其他offer，才搬出“本科不是北大”来砍价。 这不是用人标准。这是拿捏。 更微妙的是，企业不是不给工作——它给，但降价。它承认你能力够，否则不会走完全部面试。但它仍然要为“出身”打折。 小缪那边更极端。他走到最后环节，按要求如实填写了从高中到研究生的全部经历，包括专升本。就是这段经历，触发了总部驳回。 “整个应聘过程，没人提过‘第一学历’。”小缪说，自己是全日制硕士，完全符合要求。到了入职审批，才被一票否决。 二、教育部早说了：根本没有“第一学历”这个东西 2021年9月，教育部答复网友提问时明确：国家政策文件里没有使用“第一学历”这个概念。学历通常指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学历。 也就是说，企业拿来定薪、卡人的那个东西，官方根本不承认。 但它在招聘系统里活着。在HR话术里活着。在入职表格里活着。实实在在扣钱，把人分等。 政策不是没管。2020年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要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企招聘不得将毕业院校、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。教育部2025年通知要求校园招聘“三严禁”，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、211高校字样的招聘信息。《就业促进法》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。 但法律没有把“学校出身”明文列入禁止歧视类型。 《就业促进法》列举的禁止歧视类型中，未明确包含“学校出身”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在接受《法治日报》采访时说得很清楚：“我国劳动法、就业促进法等法律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，但无相应的行政处罚条款，对于用人单位设置‘第一学历门槛’并无明确禁止，也没有确切的定义、认定标准、救助体系等。” 教育部通知是行政文件，不是法律。企业可以辩称这是“岗位定价差异”，不是歧视。 于是就成了这样：政策倡导多年，市场惯性还在。求职者想告，取证难、耗时长，多数只能沉默。 小缪向企业所在地人社部门反映过，没得到实质性反馈。“对于毕业生来说，维权实际成本很高，这也是为何个别用人单位设置歧视性条件，毕业生却往往不愿或难以维权的原因。” 三、这不是个例，是明码标价的“出身折扣”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：64.9%的受访者表示在求职中遇到过歧视。“第一学历”歧视以52.1%的获选率位居各类就业歧视之首。65.4%坦言歧视打击自信。 学历越低，遭遇歧视的比例越高。专科生中这一比例达到73.2%，非“双一流”高校毕业生中达到66.4%。 袁亚湘委员调研：武汉7所重点高校中，“211”本科的硕士毕业生起薪比非“211”本科高11.8%。其中62.51%的差距纯粹看出身，与能力无关。 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1270万人。硕士毕业生十年从52万增至111万，增幅113.5%。 岗位有限，简历动辄上万份。HR用“第一学历”一键过滤，成了最省事的筛子。 四、吵来吵去，吵的不是“对不对”，是“谁说了算” 评论区吵得凶，但两边吵的不是同一件事。 第一层：谁有资格定义“优秀”。 支持企业的人说：高考最公平、最难。本科北大每年招几千人，研究生招上万。本科北大比考研进北大难得多。 这话有数据支撑。高考是最大基数、最严格、最难造假的筛选机制。考研可以二战三战，高考复读是少数。用高考成绩筛人，是“最不坏”的效率工具。 反对的人说：高考考的是勤奋和细心，没考出智力和潜能。18岁的一次考试，跟家庭背景、地域教育资源、临场发挥高度相关。用18岁的结果定义28岁的能力，是把“先赋因素”当成了“自获能力”。 第二层：这到底算不算“歧视”。 法律上有个精确的定性：第一学历具有“先赋色彩”。一个人在18岁高考时进入的院校层次，与家庭背景、地域教育资源密切相关，不是劳动者能完全自主控制的。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85号确立的标准是：基于与“工作内在要求”没有必然联系的“先赋因素”进行差别对待，才构成就业歧视。 但卡就卡在：涉事岗位的具体工作内容没有披露，无法判断“第一学历”与该岗位的履职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合
